2012年10月25日星期四，复旦大学陈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题演讲第九讲在文科楼630会议室举行。本次主题演讲由公共行政系朱春奎教授主持，访问学者、香港城市大学公共与社会行政学系公婷教授主讲“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反贪趋势与比较”。学院众多教师、本科生、研究生参与了讲座。讲座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国际反贪的状况，第二部分联系中国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在第一部分，公婷教授提出，腐败问题是一个全球性和历史性的难题。有权力，就有权力的滥用。各个国家在不同层面上都面临着如何防止贪污和腐败的问题。公婷教授援引透明国际委托盖洛普公司所作的跨国性民意调查“全球腐败指数”来展示民众对今后三年腐败走势的看法：54%的受访者认为将更糟糕；仅有20%的人认为会有所缓解；还有26%的意见大致持平。这一结果从总体来看比较悲观，显示出民众对廉政状况的满意度不够。公婷教授还列举了“全球腐败趋势指数”的调查中的两个问题：第一，过去一年中你是否曾被迫送礼？地区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非洲（45%）、新兴工业国家（25%）、亚太国家（20%）、拉丁美洲（18%）、东南欧（11%）、欧盟（7%）、北美（4%）。第二，向哪些部门送礼？结果显示警察系统和司法部门是重灾区。
公婷教授介绍了对各国反贪治理状况的分类。在第一类国家，各级各类公职人员廉洁程度普遍较高，例如新西兰、芬兰、瑞典、澳大利亚、英国、挪威、美国、新加坡、以色列等。第二类国家中政府高层腐败机率较高，一般公职人员较为廉洁，典型的是韩国、巴西及其他一些新兴工业国家。第三类国家政府高层腐败程度不高，中下层公职人员却并不十分廉洁，包括印度、土耳其等一些较早引进西方民主但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第四类国家的各级、各类公职人员腐败程度较高，主要为政治与经济现代化发展缓慢的国家。
世界各国都有各自独特的反贪措施。公婷教授重点分析了美国的财产申报制度、韩国的金融实名制、瑞典的监察专员制度（为西方国家中最典型、最有效的监督制度）、新加坡的公务员日记和公积金制度、芬兰的公车管理制度等。不同国家亦设置了不同类型的反贪机构。这种不同主要体现为：第一，机构设置不同：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直接任命及领导；由检察长领导；或由司法部长领导。第二，独立程度不同，包括人员聘用、经费开支、职权行使。第三，权力范围不同，包括立案调查、特殊调查手段、查抄、执法。以新加坡为例，贪污调查局拥有的权力非常广泛，包括逮捕权、调查权、搜查权、获取财产性情报权、不明财产检察权等。香港廉政公署则采取惩处、预防、教育三管齐下的策略。公婷教授特别强调，香港能够成为一个廉洁社会不仅仅是有了廉政公署，要全面地去看待香港的经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香港廉政建设的“制度保障”，包括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司法独立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全部政府信息）、公务员制度（高薪、高效、高能）和媒体自由制度。
在国际反贪合作方面，公婷教授列举了一系列机构和国际公约，中国已经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其中有关于推进财产申报、财政公示、增大政务透明度的规定。“透明国际”成立于1993年，是非政府、非盈利的国际性民间组织，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以反腐为目的的民间组织。其总部设于德国柏林，设透明国际理事会，由会员国选举产生，目前在120多个国家设有分部。“透明国际”的主要反腐策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高社会关注程度：每年举办年会；两年一次研讨会；设立专门奖项表彰个人与团体。第二，促进反腐败的全方位合作。第三，开发反腐败工具（出版物）。第四，检测腐败活动，发布“清廉指数”（CPI）和“行贿指数”（BPI，调查企业精英）。公婷教授展示了亚洲部分地区与国家的“清廉指数”数据（1995-2011）以及中国的历年数值和排名情况。
在第二部分，公婷教授指出，在中国，腐败的发展不仅仅是人数在增加、数值在增大的问题，而是形势越来越复杂、手法越来越高明、方式越来越多样。
腐败方式变化正经历着几大趋势：第一，从金钱腐败（钱权交易）向资本腐败（土地、房产、股票、国有资产）转变；第二，由个人腐败向集体腐败转变。例如：山东泰安大案、广东湛江走私案、沈阳慕-马案、哈尔滨国际商贸城案、厦门远华走私案、上海社保基金案等。第三，由内部腐败向跨国腐败转变，包括跨国走私、资本外逃、境外洗钱等多种方式。公婷教授引用过勇2008年的研究介绍了腐败案件潜伏期变化情况，结果是潜伏期越来越长，从1988年的1.8年增长为2004年8年。同时，从1998年至今，贪腐的大案率、要案率逐年增长，县级以上官员移送司法机关比率提高。
公婷教授讲解了腐败的形成流程。腐败的产生需要三个要素：动机、机会和监督。这三个要素都可以从一个国家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制度转型的维度中进行分析。公职人员在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的过程中获取了这三个要素。结合中国的实情，公婷教授重点分析了在放权（财政分权、行政分权）、非公有化（私营经济、国企改革、国土资源管理）和经济全球化（投资、贸易、国际人员往来）等制度转型中发生的众多腐败现象。她指出，不要把腐败和制度挂在一起，各国制度之下都有腐败；也不要把腐败和文化传统、传统社会形态挂钩。腐败更多地与制度执行中的具体过程有关。
公婷教授认为，抑制腐败，实际上是要处理好以下几组关系。首先是腐败与权力下放和分权的关系，要明晰“放”与“分”的区别，中国是放权，而不是分权，权力只发生了纵向移位，但始终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其次是腐败与法制建设的关系，要搞清楚以法治国和法治的区别。再次是腐败与问责制的关系，即向上负责与向下负责的区别。最后是腐败与利益冲突的关系。最后一组关系涉及到贪腐概念的转变。讲到全球反贪，实际上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贪污的概念已经在逐渐发生变化。在香港民众的认知中，这个概念意味着利益冲突。问题在于如何防止利益冲突演变成腐败。利益冲突与腐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公婷教授指出，利益冲突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发展成为腐败，要对利益冲突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
讲座内容结束后，在座师生就廉政研究，利益冲突与腐败的关系，以及如何防治腐败等问题提出疑问，公婷教授对之一一回应，并与师生们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与交流。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