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30日上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第14期学术讲座在文科楼615室举行。来自美国华盛顿大学丹尼尔•埃文斯公共事务学院的Joaquin Herranz教授主讲“绩效框架的四重底线”，国务学院公共行政系顾丽梅教授主持讲座。国务学院部分研究生和本科生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Herranz教授的演讲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研究背景，二是三重底线的解释，三是绩效框架的四重底线。

        一、研究背景（context）。Herranz教授首先介绍了公共行政研究中值得学者们注意的现实背景，即三种趋势：透明性（transparency）与责任性（accountability）；绩效评估与管理（performance measurement & management）；创新型经济（creative economy）
        透明性与责任性是指现代政府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需要将其行为、预算等公诸于众的期望（expectation），每一位公民需要有途径去获得政府信息，以牵制、避免腐败并回应民主政府的责任性（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同时，技术与网络应用促使这种透明性和责任性成为可能，相比20年前，透明性所需的行政成本通过网络得以变得微不足道，政府主动选择了自愿的公开（voluntary disclosure）；另一方面，技术与网络应用也导致了非自愿的公开（involuntary disclosure），比如类似维基百科的行动者们获取政府文件甚至保密文件并发布在网络上。
        第二种趋势是绩效评估与管理。政府借鉴私人企业的经验，实行全成本核算（full cost accounting），也即收益/成本分析（benefit/cost analysis）。因此，预算以及与此相关的技术在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中都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随着信息获取能力的提升与计算机的广泛应用，政府机构更倾向于使用数据（data）来实现更好的工作绩效，典型的例子是纽约警察局（NYPD）的CompStat。
        最后一种趋势是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创新型经济（creative economy）。21世纪正在经历从工业经济到信息经济（information-based economy）的深刻转变，包括区域创新（regional innovation）、文化产业、产品设计、象征性价值（symbolic value）等众多方面。 

        二、三重底线解释。在介绍了三种趋势之后，Herranz教授阐述了学界已经存在的三重底线解释（triple bottom line accounting）。三重底线解释最初由John Elkington 于1997年提出，它强调营利的商业企业，至今已为上千家企业所采用。简而言之，三重底线解释关注的是利润（profit）、人类（people）、地球（planet），相应的就出现了财务底线（financial bottom line）、社会底线（social bottom line）、环境底线（environmental bottom line）等三条底线。
三重底线的假设（assumption）与优劣（advantage & disadvantage）的比较如下表： 

        Herranz教授分析了三重底线的假设及优劣势之后，例举了三重底线解释的一些应用，包括面向企业内部的商务计划与管理、面向企业外部股东的年度报告、面向市场的股票指数基金（stock index funds）。最后Herranz教授对三重底线解释提出了诸多批评，包括理论化不足（under-theorized）；过于强调营利企业；忽视了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排除了文化与创造性，也即忽视了创新型经济的影响。
        三、一个具有四重底线的绩效框架。在上述对三重底线解释的批评的基础上，Herranz教授在financial、social、environmental之外，添加了有关艺术、文化和创造性的第四条底线——文化创造性（cultural creativity），并发展出了一个具有四重底线的绩效框架（a quadruple bottom line performance framework）。文化创造性外在的价值（extrinsic value）包括：经济影响、社会影响、文化遗产、创新型经济。其内在的价值（intrinsic value）包括：作为过程和产出的创造性，作为美学的艺术，生命在家庭、部落和文化上的生命力与品质。这两重价值也是文化创造性所秉持的假设（assumption）。据Herranz教授介绍，文化创造性这一底线的优势在于它能够解释人类创造性与文化，以及创新型经济，但其不足是定义的困难和数据指标的缺失。
        运用四重底线的绩效框架，Herranz教授同样例举了其可能的应用，包括在计划和设计方面的战略规划（strategic planning）和项目设计（project design）、实施方面的管理与操作（management & operations）、反馈方面的评估（assessment & evaluation）。

        接着，Herranz教授从前文所给出的三种趋势中导出了6个推论（implications）：1a，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增加责任性框架；1b，将管理注意力聚焦于独立但又有联系的产出（outputs）和效果（outcomes）上；2a，在发展和运用多重绩效指标上给予管理者更多选择；2b，对政府、非政府组织及营利性企业实加更全面的全成本核算与收益/成本分析；3a，突出创造性和创新型经济作为公共政策的优选项；3b，注资于保护并强化创造性基础设施（creativity infrastructure）。
        最后，Herranz教授对四重底线的绩效框架做简要的总结，指出四重底线的绩效框架的优势在于，它强调了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中被低估的文化和创造性，为理解与文化创造性有关的独特资源与效果提供了更全面的解释。但是，在如何定义和测量方面，显然遭遇了一些困难。
        在讨论和提问环节，与会人员对如何测量政府政策和公共政策的影响、如何理解公屋在中国城郊而在美国却位于较佳地块、诸多底线中何者更为重要等问题进行了提问和讨论。Herranz教授对此提供了富有启发的回应。

(CCPDS 赵凯杰 供稿；国务 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