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9日上午，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第七期主题讨论在文科楼615会议室举行，来自上海海关学院的王菲易博士做了题为“民主转型国家比较研究——基于国际因素的地区比较”的主题发言。讨论由包刚升博士主持。苏长和教授听取并评论了王博士的主题发言。
        王菲易博士的研究对象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所表现的地区性特征，所采用的是国际因素的视角。传统的政治学研究在探讨民主化国家所表现的不同特征时，往往采用国内中心的视角，只考察一国的经济条件与精英选择这两条路径，而在国际因素方面，只有依附论学者强调宏观经济结构对一国国内政治的影响，除此之外便缺乏对国际、国内政治的综合考量。但是随着国际体系的变迁、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不断蔓延，“国际政治——国内政治”相互综合的研究范式得到了复兴。据此，王菲易博士提出国际约束力和国际参与度两个象征国际因素的概念用以解释第三波民主化国家所展现的地区性特征。

        国际约束力，指一个威权政体受到国际影响的程度，主要表现为外部强权对一个国家国内政治的直接干预，或附带条件的协议合作。国际约束力的大小受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的影响，外部势力对该国的兴趣关注度越高，则一国所受到的国际约束力越高，而若该国的国家权力能力较强，则可冲抵掉来自外部的约束力。
        国际参与度，指威权国家参与国际活动的意愿和能力。国际参与度的提高，会加强国际社会对一国的关注，进一步将引起一国政治偏好的变化，使得威权政体的统治成本上升。
        在这两个变量的影响下，民主化国家可以被分为四个类型，即：
国际演变型民主化（国际约束力强、国际参与度高）
国际协商型民主化（国际约束力弱、国际参与度高）
国际强制型民主化（国际约束力强、国际参与度低）
国内驱动型民主化（国际约束力弱、国际参与度低）
        通过比较研究，王菲易博士认为，南欧国家及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属于国际演变型，受到来自西欧国家的强大影响。同理，拉美国家受到来自美国的影响，也属于这一类型，在转型过程中表现出一种多米诺骨牌式的趋同效应。而非洲国家的民主转型则属于国际强制型，这些国家受到巨大的外部压力，但是本身缺乏国际参与热情，因此转型很快、回潮也很快，可见国际参与度低不利民主巩固。东亚国家国际参与度高，转型成果容易巩固，虽然受到极大的国际关注，但其政权能力较强、国内政策较灵活，因而属于国际协商型。中东国家国际参与度低、约束力也低，因为大国博弈削弱了整体的约束力。

        对于王菲易博士的发言，包刚升博士表示，这一研究具备非常好的前景，能够对当前的民主转型研究做出极大的补充，但是研究对象过于宽泛，不利于获得更清晰的结论，概念界定也较为困难。而且，研究中所选的案例基本是成功案例，缺少失败案例的补充，地区的划分则略显武断，每一地区内的国家其实也是不尽相同的。另外，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孰先孰后是个很难处理的逻辑问题，因为上述四种类型的划分也可以由国内因素来解释。
        王菲易博士承认研究中确实面临概念界定和对象选择等问题，她试图在未来的研究中将其进行量化处理，但是国际约束力和国际参与度都不是能够清晰量化的概念。她将先选取一两个变量，从有限的局部开始做起，来逐步推进量化的研究。

        最后，苏长和教授评论道，民主转型问题是当下的学术热点，但是要注意一些问题。利用国际关系-国内政治分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是个很好的视角，这个视角可以弥补过去比较政治经济研究偏重国内因素的局限。国际约束力不单是指外部强权的干涉，也指特定时期的国际权力结构。在对抗性的国际力量结构下（例如美苏），相关方国内政治发展都会倾向于集权，财政资源更多投向于战争动员而不是民生，所以，美国外交制度领域也呈现很明显的威权特性；在缓和型的国际力量结构下，各国更有可能自主选择并探索自己发展道路，这对制度选择和创新是有利的。对民主化应全面地看，实际上，西方民主国家也进入了民主制度退化期，内部体制改革的需求不容忽视，新的民主化浪潮可能出现于西方，西方成为民主化研究的对象，对将来的比较政治研究和知识形态可能产生极大的影响。

(CCPDS 姚远 供稿；国务 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