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28日，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在文科楼615室举办2012年度第九场课题报告会。会议由李辉博士主持，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宋国友老师作了题为“新兴国家的抗危机政策与发展模式变迁——以金砖国家为例”的讲座。学院部分教师和同学也参与了本次报告会。
宋国友副教授首先围绕“新兴国家抗的危机政策”这个核心抛出了4个研究问题，即（1）如何理解新兴国家的概念？（2）新兴国家采取了哪些政策以及何以能够应对金融危机？（3）应对危机的过程将促使新兴国家的发展模式产生哪些变化？（4）经济领域的变化给新兴国家政治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
根据宋国友副教授的梳理，“新兴国家”或者说“新兴经济体”这个时下的热门概念，最初是由各大投行和IMF这些发达经济体的代表在寻觅市场和投资机会的过程中提出来的，而并不是这些“新兴国家”自发组成的国家集团。“新兴国家”这个标签的外源性，也意味着这一组国家的内涵和外延具有变化性，不同年份的IMF报告中对新兴国家的认定都是不一致的。所以，为了更好地认识新兴国家的意义，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上进行把握。在经济上，要看对象国是否根本性地改变了当代国际经济的格局；在政治上，要看对象国是否能迈过经济的边界形成具有一致性的政治集团。但学界目前对于这些问题有着十分不同的看法。
宋副教授认为，新兴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采取了四大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和贸易政策。其中货币政策是新兴国家最为重要的政策选项，在具体实施上，新兴国家的政府随势而动，视国际经济形式和国内通胀形势，有时紧缩，有时宽松。在汇率政策上，金融危机后，为了维持对外出口，新兴国家大都维持或降低本国货币汇率水平，或多或少地采取了一些竞争性贬值的汇率政策。而财政政策方面，新兴国家均采取了扩张性的政策，对本国市场投入大量资金，投资基础建设或者进行产业规划。最后是在WTO的框架下采取了退税、补贴等贸易政策，用种种手段维持对外出口。
从结果上看，新兴国家的这些应对行为基本上是卓有成效的，金融危机发生后，无论是经济增长速度还是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度，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都大大超越了西方发达经济体。这也同时促进了新兴国家对全球经济治理形式的改革诉求。宋国友副教授认为，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新兴国家的六大能力：（1）政府治理能力；（2）政府财政能力；（3）外汇储备能力；（4）实体经济能力；（5）金融管控能力；（6）国际协调能力。
但是，拥有这一些列重要的能力，并不是说新兴国家目前就不存在任何问题。在抗危机过程中，新兴国家发现本国的经济结构均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需要进行转型升级。可能的升级路径有四个。一是要以技术进步为突破口带动产业结构升级。这有利于提高新兴国家产品的附加值，一方面能规避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产品的竞争压力。二是要实行出口多元化战略，促进贸易结构升级。这一点对于外贸严重依赖美欧的中国尤其值得重视，我们也应当同时发展同东盟、非洲、南美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关系。三是要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新兴国家普遍国内市场狭小，如果能够有效刺激内需提升，将有利于整体经济发展模式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四是要推动金融创新，确保金融体系安全。新兴国家应当认识到，发达国家之所以敢于无节制地实行量化宽松，正是其金融业发达的体现。新兴国家的金融体系虽然在危机中经受了考验，但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强化金融体系安全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在第四部分，宋副教授介绍了金融危机对新兴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首先，他认为在金融危机蔓延的过程中，新兴国家的证据普遍较发达国家更为稳定。许多发达国家都经历了执政党的更迭，但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都没有大规模的政治动荡。而政治的稳定也是新兴国家得以加强政府角色，在重视市场机制的前提下进行有效调控的前提。新兴国家所经历的这个过程，证明了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并非万能，以及经济增长模式的多样性。其次，新兴国家吸取了中东诸国因不重视民生而走向动荡的教训，必然会更加专注于国内的民生建设，减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这是后危机时代新兴国家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报告的最后，宋老师展望了新兴国家的未来。他谈到，从历史的角度看，“边缘国家”要想实现向“中心国家”的升级是十分困难的，所以世界上目前虽然存在着大量的新兴经济体，但最后可能只有一部分能成功转为发达经济体。而且，虽然新兴国家间存在着一定的国际协调，但由于新兴国家不是自主结合的结果，只是根据投行的一些投资指标选出来的一组国家，因此很难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集团。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新兴国家还是能促进当下问题丛生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发生变革的，虽然可能只是细节上的微调而非根本上的改变——这是因为体系改革的成本远小于体系重建的成本。
在互动环节，宋老师就同学的提问进行耐心细致的回复。
(CCPDS 周宇昊 供稿； 国务 审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