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4日下午，复旦大学陈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3年度主题演讲第11期（总第29期）在文科楼615室举行。本次主题演讲邀请到张骥博士主持，由美国威尔逊中心公共政策学者、美国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终身教授、陈树渠中心访问学者汪铮副教授主讲“想象中的‘恶邻’：东亚和平与中国外交”。俞沂渲博士及学院众多学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汪铮副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个人的研究方向，他从“中国国家认同的构建”这一角度来认识中国，偏重从理念和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结合个人在中、美国居住和从事学术研究的经验，他认为，在美国，研究问题很细致，但缺乏对综合性的宏观问题的研究；而中国正相反。这种研究取向上的区别对中国学者的启示之一是：把众多的细小的视角整合在一起，尝试做出一个综合性的解释。

        回来到今天讲座的主题，现在有学者统计，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围绕海洋、岛屿的纷争逐渐增多，爆发频率提高。那么东亚是否正在走向局部冲突与战争？陆克文撰文指出：“在安全层面，东亚地区比1975年西贡陷落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脆弱”。约瑟夫•奈等学者将当今东亚局势与1914年的一战前夕的欧洲局势相对比，当时欧洲各国都很理性，没有国家愿意卷入战争，但是战争最后战争还是由于误判及其他偶然性因素而最终爆发。
        东亚地区的国民相互观感正在逐渐恶化。2012年6月购岛事件之前，日本对中国的负面观感的民众比例达到84%。民意如此，一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灵活性必将受到限制。亚洲的主要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东南亚国家的国民对中国的观感中。汪铮副教授由此提出“恶邻”的概念，即各国彼此都把对方视作一个坏邻居。中国一直在宣传自己是一个“好邻居”，“恶邻”可能是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误解。推己及人，中国是否也对周边国家存在同样的误解？
        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指出：在二战后的前30年，死于战争、冲突的人有75%来自于东亚；但在1980年以后，这一数字降低至5%。“东亚和平的奥秘”这一问题此后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关注。汪铮副教授特别提到了傅高义教授的近作《邓小平时代》，他认为，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理念，对东亚和平做出了非常显著的贡献。

为什么我们可能正在失去“东亚和平”？
        对此问题最主流的解释来自于“权力转移理论”，即中国崛起与美国围堵，将其视作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博弈。中国实力的强势崛起改变了现有权力平衡，每一个国家都心存疑虑，中国是否是一个想要改变现状的国家？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会坚持“国强而不霸”。
        每一名国际关系专业学生的入门课都是讲述战争、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战争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雅典实力的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斯巴达的恐惧。但是这种理论根基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并不吻合。修昔底德所提出的冲突根源：荣誉、恐惧与利益，这三种要素的冲突正存在于当下的中日两国之间。中美、中日能否避免这一陷阱？汪铮副教授指出，不仅要调整政策，更要调整心态和认知。
        心理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埃及前总统萨达特曾说，巴以之间的问题70%都是心理层面的问题。原日本驻华大使宫本雄二也认为，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有70%都是误解和无知造成的。
        当今的中美、中日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想象之上的：有媒体世界里所渲染的中美关系，有两国的学者“口诛笔伐”下的中美关系。彼此都是对方“想象中的恶邻”。
        中国和其他国家对“崛起”的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China’s Rise”，国外的认知是“崛起”，国内的理解是“伟大复兴”，是恢复和回归过去的辉煌，而并不是去抢占其他国家的利益。
        这种观念差异明显地反映在媒体对南海、东海问题的报道中。国内媒体认为我们是保护固有权益，而不是开疆辟土，并批评中国政府保守、软弱；外媒报道则批判九段线贴着东南亚各国海岸线划，非常的具有攻击性，并以中国在南海的强硬作为崛起大国谋求改变现有秩序的证据。
        这种“邻国困境”还鲜明地体现在最近的多起事件中。例如在钓鱼岛问题上，双方都认为本国是受害者，对方是施暴者，且双方都认为对方的行为背后是处心积虑的大阴谋。
        以2010年的中日撞船事件（中国渔船撞击日本公务船）为例。日本方面对该起事件非常重视，这是日本国内众多国民对钓鱼岛问题高度关注的开始。中国也将该事件看得非常重要，中国认为日本可以在该海域驱逐中国渔船，但是不能逮捕中方人员，而这次事件中日本逮捕了中国渔船船长和船员，中国认为这打破了中日双方的长期默契。对同一起事件，日本民众眼见为实，重视的事实是中国船只撞击日本船只。但中国注重的是事件的全过程，是长期默契的被打破（如96年台海危机爆发的原因在于美国给李登辉发放签证，中国认为这一行为打破了双方的默契）
        再比如对购岛事件的认知。日本认为该岛一直是日本实际控制，坚持“事实支配”取向。中国则坚持该岛存在争议。汪铮副教授特意引用了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谈话记录中田中首相与周总理的对话，这段对话反应了关于搁置争议的共识，但如果对这段对话引用不当或者断章取义，就会造成误解，误以为钓鱼岛问题本质上是石油资源之争。
        在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社会之中，一个向民众敲响“警世钟”，呼吁人们警惕别国“狼子野心”的学者或记者一般情况下更容易获得关注和支持。部分学者和媒体在这方面起到了负面的作用，把我们一步步推下“邻国困境”的陷阱。

        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汪铮副教授介绍了多米尼克•莫伊西的著作《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在这项研究中，作者分别界定了亚洲、欧美、中东的主要情感类型、国际战略及相应的国际关系行为，如下图所示：

        美国和欧洲已被恐惧的情感所主导，他们害怕其他力量，也害怕失去自己的国家身份和目标，这就是“恐惧文化”。对穆斯林和阿拉伯人而言，历史上遭受的冤屈、在全球化的经济繁荣中被排除在外、国内和世界各地的宗教冲突，这三者的结合造就了“羞辱文化”，它随后又迅速发展为“仇恨文化”。亚洲已经能够集中精力建设更美好的未来，以及在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中抓住经济主动权，从而创造了一种“希望文化”。
        中国正处于这样的“希望文化”中，但是中国也有恐惧和屈辱。类比一战前的德国，中国担心现有大国围堵其实力的增长，这种恐惧又时常刺激着中国对百年屈辱历史的记忆。
        汪铮副教授指出，很多“战略”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彼此对对方言行的过度解读，过度解读往往是因为过度想象，过度想象则是因为心理失衡。心理失衡是因为两个国家都处在巨大的变化之中，实力消长，前途不明，两国因此都处在一个不稳定的敏感时期。在一个国家经历危机实力下降的时候，另一个国家却在高度发展，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两国之间在所难免出现一些复杂的心里纠葛。
        所以，态度决定一切。近年来，中国周边关系出现了一些不好的变化。变化带来危险，也带来机遇。现在是中国认真反思和调整自己的亚洲战略和政策的关键时期。对于大国而言，其外交政策并非是在强硬和软弱之间做选择，而应当基于强大的政策研究和恒定的价值观。

        讲座内容结束后，主持人张骥博士做了简要的点评。他认为汪铮副教授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当今中国又到了一个重新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历史节点。在座师生踊跃提问，汪铮副教授和大家一起对国际关系中自我实现的预言、情感与认知的关系、结构性实力对比变化对认知的影响，中国和挪威关系中的认知因素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最后，汪铮副教授以一首诗作为本次主题演讲的结尾：

大洋两岸硝烟障，从来猜疑起邻邦。
你且扬威修栈道，我自低言渡陈仓。
观棋不语真君子，大人何必小鸡肠。
堪叹中美难互信，莫教心病成恶障。

（CCPDS 史梓渊 供稿； 国务 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