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日至4日，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当代著名政治学家、纽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为国务学院师生带来了四次学术讲座。讲座的主题分别为：国家与市场（4月1日），政体的动态变化（4月2日），冲突处理机制（4月3日）和社会科学中的因果推断（4月4日）。国务学院陈志敏教授、敬乂嘉教授、唐世平教授、陈周旺副教授、何俊志副教授、刘春荣副教授、任军锋副教授、张骥博士、包刚升博士和郦菁博士等老师以及院/校内外的同学参加了这一系列讲座。同时普沃斯基教授应邀参加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于4月6日至7日共同举办的“危机时代的政治发展：民主、国家与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

 

第一场：国家与市场

 

第一次讲座的主题是国家和市场，主持人是政治学系的郦菁博士。

普沃斯基一开始就提出了几个重要的问题：一个国家的结构是如何影响市场的，国家和市场作为一种资源分配的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如何达成政治—经济均衡，如何理解国家的结构以及委托—代理关系。

国家与市场的形成和运作。普沃斯基指出产权从政治权威的分立使得市场的存在成为必要。国家和市场都是资源分配的机制，是一种设定（set），不同的组织形式会有不同的社会后果和影响。但是，同样是资源分配的机制，国家和市场又有不同的特质：国家能够强制，但是市场不能。所有的国家都需要强制，不然和谐（harmony）的秩序无法达成，囚徒困境就没法解开，很多社会冲突也没法处理。没有国家的市场很难存在，国家力量的介入很容易影响到公司和个体的行为。在分析国家对市场的影响的时候，我们需要区分内生性政策和外生性政策。内生性政策是指那些直接由国家施加于市场的政策（如税收和公共物品的提供）；外生性政策指的是个体行动者（包括公司）主动影响国家从而实行的政策。普沃斯基教授认为外生性的政策容易引发过度投资，产生各种奇怪的政治社会现象（如在无人通达的村落修筑马路）。

政治—经济均衡。普沃斯基教授指出政治行动者和个体行动者都是有偏好的，因而在政治行动者和个体行动者之间必然会有冲突，但是也可能达成一个均衡。政策的均衡是在给定的条件之下，政治行动者和个体行动者都不会寻求再次改变策略的状态，这通常和资源分配与收入分配有关。对政策均衡的评估，一般采用帕累托改进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虽然能够较好的评估政策的效率，但是很难评估政策的公平，国家政策却是往往和公平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帕累托改进也无法评估政策的安全性。在政治选举竞争涉及到经济增长和分配时，这一问题就会比较突出。

国家的结构。国家的结构关系到集体决策的制定，“孔多塞悖论”即投票悖论，指的是在通过“多数原则”实现个人选择到集体选择的转换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或非传递性。公共选择理论对投票行为的研究假设——投票是那些其福利受到投票结果影响的人们进行的，投票行为的作用是将个人偏好转化为社会偏好。在多数投票原则下，可能没有稳定一致的结果。这也是阿罗不可能定理所展示的难题。因此在政治中，程序就很重要，控制了议程就有可能控制政策的结果。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清楚谁在制定政策，以及如何制定政策。这里衍生出的问题是国家的责任（问责）机制，普沃斯基教授指出统治者及其代理人所能攫取的利益是有限度的。在这个限度之内，统治者可以统治；但超过限度时，统治者可能被推翻。责任（问责）机制的另一面是国民是如何控制官僚的，普沃斯基教授指出制度化的控制机制是司法机制，非制度化的控制机制有信任机制。

最后，普沃斯基教授指出所有对政策均衡的分析都只能达到部分均衡（partial equilibrium），而不可能达到一般均衡；另外，本次讲座旨在提供了一个宏观的分析框架，对特定的问题需要特定的分析。与会的同学和老师围绕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政策均衡的评估方法以及中国的国家运作机制等问题和普沃斯基教授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第二场：政体的动态变化

 

第二次讲座的主题是政体的动态变化，主持人是政治学系的任军锋副教授。

在本场讲座中，普沃斯基教授致力于探讨二战以来各国政体变更的状况。讲座一开始，普沃斯基教授便指出，政体变更是当代民主理论家们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国际学术界虽已积累了大量的成果。但无论从深度或广度上看，仍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政体类型与政体变更的历史。普沃斯基教授认为，要深刻理解当代政体变更的问题，不能离开历史的背景。实际上，在政治学界，政体问题从来都是一个核心议题。从柏拉图开始，古典政治学家们无不热衷于探讨政体的类型与优劣。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波利比乌斯、孟德斯鸠等经典作家对此都有过十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各自富有特色的政体学说。纵观经典作家的政体理论，他们大致都将政体分为三大类：君主制、寡头制与民主制。与之不同，现代的政治理论家们喜欢将政体划分为“民主—独裁”两种类型。在这种二元划分的背后，实际上反映着现代社会强烈的价值判断，即民主是好的，独裁是坏的。经历了民主化的多次浪潮，今日的世界已然是一个民主“霸权”的时代。无论实际运作如何，已经没有一个国家或统治者敢于挑战“民主”的权威了。

普沃斯基教授认为，这样一种政体标签化的趋势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为了厘清各种标签化政体的概念，普沃斯基教授系统考察了从古希腊罗马以来各个时期的政体潮流。普沃斯基教授发现：第一，在两千多年的思想史流变中，民主从最初的贬义词逐渐成为了一个价值上不容置疑的褒义词。在这过程中，英美民主政治的确立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甚巨。第二，独裁则从最初的中性词变成了一个人人厌恶的贬义词。传统时代大多数国家也都采用独裁政体，而今天世界上的独裁政体已经少得可怜。第三，从二十世纪中后期开始，威权政体一词被频繁使用。许多介于民主和独裁之间的政府被贴上了威权政体的标签。从这些变动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关政体的理论和态度始终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现实的政治状况永远是政体划分的基础，当代政体类型划分也如此。

在思想史考察的基础上，普沃斯基教授对近代以来各国政体的实际变更状况作了系统的量化分析。通常而言，一国在独立以后举行的竞争性选举是其民主化的重要标志。普沃斯基教授对1788年以来各国的民主化数据做了考察和定量分析，他发现：大多数国家在独立以后都很快地举行了全国性的竞争性选举；在每次竞争性选举中，现任政府能够获得连任的概率更高；甚至有少数国家从未发生过执政党的变更，也即权力始终掌握在某一政党手中。

政体变更的理论解释。就当代民主理论家普遍关注的民主转型问题，普沃斯基教授通过对1778年后的数据分析，发现：第一，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变的可能性在提高。第二，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主政体生存和巩固的可能也在增加。换言之，一个富裕的民主政府更容易存续下去。当然，普沃斯基教授也指出，其它一些因素也会影响民主转型的过程，如经济的不平等状况、自然资源的禀赋以及国际间的扩散效应等。对于威权政体主动转型的动力，普沃斯基教授的研究发现，主要来自上、下两个方面。从上面看，是因为政权中的某些改革派发现需要通过吸纳特定社会群体以减少政权崩溃的威胁。从下面看，则是大众的群体性运动和事件向政权展示了原先系统不能正常运转的信号。然而，即使威权政体主动选择转型，其结果也未必令人满意。许多国家的转型出现了循环往复的不稳定状况，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普沃斯基教授在讲座最后指出，政体的动态变化问题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亦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需要许多非西方世界学者——包括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唯有如此，当代民主理论才会更富解释力和影响力。

 

第三场  冲突的处理机制

 

第三场讲座的主题是冲突的处理机制，主持人是政治学系的刘春荣副教授。

在本场讲座中，普沃斯基教授关注的重点是现代政治社会中的各类冲突处理机制。在普沃斯基教授看来，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冲突是社会存在的常态。如何处理和协调冲突是所有社会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理解了社会的冲突处理机制就理解了这一社会的运行奥秘。

政治冲突的必然性。普沃斯基教授观察到，在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存在一种政治神话（political myth），即几乎所有统治者都宣称他治下的人民团结如一，并不存在冲突和分歧。换言之，在传统政治家眼中，合作远优于冲突，在价值上具有天然的吸引力。这也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然而，在现实中，完全的一致几无可能。社会总是会有不同的利益群体存在，个体对价值的判断和追求也难免不一致。从这一点看，政治系统的核心功能便在于塑造共识、解决冲突。

政治冲突的两种处理机制。普沃斯基教授认为，人类社会的冲突协调机制不外两类：一是单一化的协调机制（Monistic Mechanism），包括规劝、压制与吸纳；另一则是多元化的协调机制（Pluralistic Mechanism），包括选举、集体协商与法律仲裁。在单一化的协调机制中，规劝是最初步的方式，在利益不一致时，统治者最先尝试的通常是规劝。通过这一方式，可以在冲突外化以前努力将其化解。压制则是非民主政体下最常用的手段。传统时代的统治者似乎天然具有压制异见的倾向。然而，压制虽然可以短时间内完成利益的一致，但在根本上它并未改变问题的存在。单一化机制中的另一个手段——吸纳——则是目前备受学术界关注的机制。简单的说，吸纳便是将不同群体的利益整合进既有的权力体系中，以此缓解不同利益对政权的挑战。吸纳机制不可避免地会增加某些人的利益，同时又损害另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如何平衡两种利益间的关系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在多元化的利益协调机制方面，普沃斯基教授认为选举是最为重要的方式。定期的竞争性选举是各种意见发声的平台，也为各种意见提供了进入既有权力体系的可能。因此，定期的选举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但是，普沃斯基教授认为，选举这一机制要正常发挥作用，也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如该社会要有基本的共识、人们对选举的结果充分尊重等。如果不存在这些前提，选举机制往往难以发挥利益整合的功能，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引发更大的冲突。多元化手段中的其它机制，集体协商和法律仲裁，也普遍存在于当今民主国家的政治实践中。普沃斯基教授认为，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协调了社会中的不同利益，维持了民主政治的稳定与繁荣。

作为总结，普沃斯基教授指出，冲突和共识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恒久话题。选举，作为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确实是解决社会冲突的一种良好机制，它给予各种利益公平竞争的的可能，并促进了不同利益的融合。在根本上说，政治社会作为一种利益协调机制的存在，需要相对的容忍。政治反对意见多数时候也有利于提升集体决策的质量。在一个多元分化的社会中，通过多元化的选举选择政府是保障和推进自由的重要方式。

 

第四场：社会科学中的因果推断

 

第四次讲座的主题是社会科学中的因果推断，主持人是政治学系的何俊志副教授。

普沃斯基教授认为原因和影响（the cause and the effect）是社会科学研究中避不开的问题。在比较政治学中，许多研究关注于某些政策和制度的影响。其中的研究问题包括：政体（regime）的影响是什么？战争的影响是什么？国际贸易的影响是什么？国家间条约的影响是什么？和平维持的影响是什么？因此，如何识别研究中的误差、数据类型以及因果机制就显得非常重要。

研究中可能出现的误差。普沃斯基教授认为在社会科学中，几乎所有的研究，即便是经济学的研究，都无法完全克服误差。尽管有各种控制误差的方法，误差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多和少的问题。但是，有四种误差是研究者要特别留意的：选择误差（selection bias）、自我选择误差（self-selection）、事后处理误差（post-treatment）和非独立误差（non-independence）。普沃斯基教授认为，选择误差是一条基本线（可以理解为底线），选择误差是最常见的误差，指的是样本的选择是非随机的。只要是非随机的样本，我们就无法确切的知道研究中的哪一部分是由于处理（treatment） 导致的差异，哪一部分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差异（original difference）。因此，我们无法用选择误差的样本来做因果推论。第二种是自我选择误差，即选择你觉得有用的样本，而并非是基于其它原因。这种误差会改变处理（treatment）的效果，使得因果关系不可信赖。第三种是事后处理误差（post-treatment），事后处理误差的造成是因为我们无法把特别因素的影响从其它影响中隔离出来（即无法保证其它的一切条件相同），例如研究民主对人口的影响。第四种误差是非独立误差，简单而言我们无法保证研究单位（unit）之间的独立性，研究单位之间无疑会相互影响。目前，不存在清除这种误差的方法。即便我们选择的是全体，也无法避免这些误差的存在。普沃斯基教授指出之所以要在研究中警惕各种误差，一个重要的考虑是为了优化我们的因果关系，提高它们的可信度。

数据的类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数据类型一般包括实验数据、准实验数据（自然实验数据）和观察数据。实验数据的要求比较严格，研究的对象也比较有限，部分实验数据直接用电脑制作，部分实验数据可以在现实中设计而获得。准实验数据则是直接从现实中获得，例如有学者研究非洲国家界限（不同制度）对同一个民族造成的影响，准实验数据可遇不可求，但是一旦获得可以做出精美的研究。观察数据，比较常见也是最主流的数据获取方式。

如何识别因果。普沃斯基教授指出识别因果既复杂又有挑战性。根据他自己的研究，他认为有两种方法可能比较有用：第一种是匹配（matching），通过细致的分析和比较来发现因果；第二种是运用反事实思考（counterfactual），即构建反事实的模式来识别因果关系是否存在。但是，普沃斯基教授也提醒，识别因果关系需要使用所有能用上的方法，甚至要依赖历史、文化等其它知识（这也与研究问题有关）。

最后，普沃斯基教授和与会的老师和同学对如何发现因果机制，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区别以及误差处理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CCPDS 黄振乾，卓如安石 供稿； 国务 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