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7日下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3年度主题演讲第12期（总第30期）在文科楼615举行。来自台湾世新大学行政管理学系的余致力教授主讲了题为《贪腐测量》（Can Corruption Be Measured?）的讲座。本次讲座由敬乂嘉教授主持，浦兴祖教授、唐亚林教授、国务学院众多博士、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和社会学院等同学参加了这次讲座。敬乂嘉教授首先介绍了余致力教授的学术背景。余教授在公共行政方面有非常高的成就，现任台湾世新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教授、学术副校长；台湾透明组织顾问团召集人、台湾财团法人高等教育评鉴中心大学校院系所评鉴“公共事务学门”召集人等职。过去曾担当台湾政治学会会长、台湾透明组织理事长、中国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评奖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常年投入高等教育与社会服务工作。同时，余教授也是一名非常高产的学者。
余教授首先指出了全球对贪腐问题重视度的提高，涌现了越来越多对贪腐问题的研究和测量，例如最为人所熟悉的是由世界著名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所建立的“全球清廉指数”（CPI）及其排行榜。
这一指数在对提高贪腐问题的研究提供帮助的同时，也受到了许多的批评。最常见的一种批评是，CPI仅仅反映了国际专家和经济精英的测量观感，而非当地国内公民的意见，因此这一指标的准确性受到了质疑。余教授也解释了其中的无奈，由于无法进行民调的地区往往腐败比较严重，因此有些地区无法进行民意调查，或者在民调的技术和民众的回应上有一些偏差，因此很难用一把尺来进行衡量。
究竟是国际的观点还是在地民众对贪腐程度的评价比较重要，现有文献也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部分观点支持透明国际的测量展现了国际精英的评价和国内民众观点的一致性，然而有些持相反意见。
余教授分析了在地民众和全球视角两者的优势和劣势。对于在地民众的观点而言，其优势在于，他们是活跃的利益相关者，其观点没有收到其他评价的干扰，并且在衡量小规模的腐败方面其重要作用；而其劣势在于，在地民众可能并没有给出真实的答案，由于受当地媒体的影响，有时会反应过度，当然，其中对当地民众的调查中也容易出现一些错误，如工具、方法的问题。对于国际的专家测量而言，其优势在于，开展测量的成本更低，可以实现多个地区或国家的测量，并且专家们也会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而其劣势在于，受访者绝大部分是男性，对当地的风俗熟悉程度低，并且，专家的回应可能会没有意识地反映别人以前的研究成果，即“回声效应”。
基于此，余教授介绍了新的测量指标，即针对亚洲地区的跨国民众政治态度政治行为调查（Asia Barometer Survey, ABS）。这一调查包含东南亚13个国家的民众参与调查和数据。问题如民众对国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腐败严重程度的评价。余教授绘出ABS和CPI数据的综合图，对比了民众和所谓精英对不同国家贪腐问题的认识的差距。其中，差别最大的是越南，越南民众认为它是非常廉洁的国家，而国际观点认为越南是较为腐败的国家；较为一致的是新加坡。经过标差的调整后，余教授展示了一幅散点图，将调查的国家分为民众和国际都认为腐败程度严重的、认为廉洁的、国际认为腐败程度严重但在地民众认为廉洁、国际认为廉洁但在地民众认为腐败程度严重四个象限，构建出一个可分类的模型。
余教授指出，这些数据会受很多因素影响，其中一个便是调查的年份。以中国台湾为例，台湾地区廉政指标的民意调查在2006年就发生很大的波动。由于陈水扁的腐败事件，当年的清廉指标民意调查呈现出，当地的贪腐印象指数就非常高。当然，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其所属政党也是影响指数的一个因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偏好，在观察政治事项时都有自己的视角。
于是，余教授便提问现场听众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民众对不同贪腐现象的不同认知。过去的研究认为，性别、年龄、教育和社会阶层都是主要影响因素。在场的一些同学认为，人的年龄越大、贪腐程度便越高。而有些同学认为贪腐程度是随着年龄是呈倒U形结构的。一位博士生指出，应该从四个方面考虑，一是不愿贪，涉及人的内心修为、自控自立能力问题，二是不必贪，如高薪养廉，三是不能贪，涉及行政程序的设计、行政机制的严谨性，四是不敢贪，需要对贪腐的重罚。唐亚林教授认为，在对待贪腐的态度而言，民众和精英的偏好不同，民众偏好物质利益，精英偏好是否损害民众的利益。因此，民众对干事、不干事、贪污、不贪污这四个因素两两组合而成的官员具有不同的接受程度。余教授指出，调查表明，事实上女性比男性廉洁；年轻人对廉洁的要求也更高。浦兴祖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浦教授认为，这些调查要讲求数据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他认为在调查中显示女性比男性廉洁并不代表女性是真的廉洁，这涉及女性的参政基数，以及不能忽略女性作为男性背后的意见的提供者的角色的成分。
余教授最后进行了四点总结，一是多元的测量不仅需要国际的测量，还需要当地民众的意见；二是在想办法减少测量误差时追求精准时，要注重长期数据资料；三是具体回答了CPI委员会“不能把民调当成跨国家地区的比较”的疑问，不能把这些数据直接比较，是因为在数据收集中会存在误差；四是假如真的要将当地观点作比较，要用相对变化的数据，以减少任何潜在的混淆因素。
虽然贪腐测量很难，但余教授仍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进去，在场的学者和学生都同意这一看法。在讲座结束以后，许多教授和同学都意犹未尽，纷纷就讲座上讨论的主题继续进行深入探讨，气氛非常热烈。
（CPPDS 吴颖蕾 供稿；国务 审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