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下午，由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公共行政系共同举办的“院庆90周年•公共管理学术周”第六讲在文科楼630举行。美国西东大学副教授、陈树渠中心访问学者汪铮主持了讲座。

        Bartoli教授提出“型塑（making）中的世界”一说，而型塑的过程往往取决于重要的历史节点，然后请学生选出了从1913---2013之间改变中国的的重要历史时刻，而后并逐个对这些节点进行描述，这一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事件对这些节点描述的差异性，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节点意涵的流动性，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意涵认知。但是也正因此使得人们产生对一些事物认知上的冲突或者分歧，人们自身的安全、认同和承认往往是这一问题的根源。虽然存在分歧，但是人们在对待他人的符号认知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总体上可以分类包容和拒斥两类，在此基础上Bartoli教授将双方的关系类型分为四个模型，核心在于谈判双方以及仲裁者或协调者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参与者根据自身的价值认同展开活动，并最终改变着世界。从本质上讲，人们属于交往性和互动性的群体，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学习。

        政权是一种政治的形式，而民族国家则是一种文化的形式，而国度则是一种综合的形态。外交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展现，但是就当下而言，外交不仅仅是展现一个国家，同时也可改变其他国家，然后Bartoli教授列举了一个新进发展区——欧洲的例子。欧洲是什么，以及谁在塑造着欧洲，实际上所有人类活动都是局部性的和不完整的，他们仅仅是介入到前进或衰退进程中的一部分而已。政策越来越趋向于某种类型的国际性集体行动，外交则是对一个政治实体的展现，既然人类活动的外溢影响越来越强，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究竟是出于一个分裂的世界还是整体的世界的怀疑，每一个国家在展现自身的同时也在塑造着其他的国家，只不过是这种塑造往往有着内在的主观动力。这个动力包括认同、承认与意志等等，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政治体的核心要素，这个动力系统一般是通过政策来内在展现和实施的，外交则是外在实施的形式。一个政治体实施动力系统的能力往往会诉诸于三个要素：权力、意涵和关联，外交体现的是诉诸三个要素的方式。

        接着Bartoli教授引入了定位概念，来指代一系列的责任与权利，这些责任和权利用于限制施加于他人的社会行为。定位行为是指将至少两个人涵纳于一个社会道德秩序，而恶意定位则是指对他人有害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强迫性定位指代与他人相对立的思考或行为定位方式，大体上的三种定位说明任何两个个体的出现在同一空间内必然会出现某种相对关系，或冲突，或对立，或合作。而冲突的本质在于对包括价值、认同与信念在内的动力系统展现的不满足，冲突的形式往往隐藏在当事人的责任选择当中，语词仅仅是可理解性的表现，冲突中的当事人更在意他们的理由，而往往忽视了来自于他们自身意涵的干扰。从这个意义上讲，冲突实际上干扰了对意涵的分享，而冲突解决则可以理解为一种关联的认识论，人们总是在问问题，寻求答案，并在此过程中建构意涵，但却没有人可以回答他人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存在四个不易变量：数据搜集、聪慧理解、理解确认和确定，当然这其中或许会遭遇到被理解为威胁的事实，问题的关键是沟通的效果如何，如果沟通是有效的，即使是威胁也可以在被明确感知到后，双方出于安全的考虑而增进沟通，这将会有效促进冲突的化解。

（CCPDS 王军洋 供稿；国务 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