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6-7日，由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共同主办的“危机中的政治发展：民主、国家与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116室成功举行。来自中国、美国、日本、欧洲、韩国以及巴基斯坦等世界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3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敬乂嘉教授主持了开幕式。敬乂嘉教授简要介绍了复旦国务学院的情况以及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的成立和运作情况。他列举了陈树渠中心诞生至今取得的主要成果，说明比较研究在当前社会科学领域内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志敏教授致欢迎辞，他指出对于当前中国比较政治学科的发展，我们还需更多的努力。谈到本次会议的主题，陈志敏教授提出了危机中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所面临的三大挑战：责任感、治理能力、领导力。为了应对危机所带来的各种变化，就需要学者涵盖各个方面进行研究，组织、制度、市场、领导力等等，都不能忽视。
开幕式之后，著名政治学家、美国纽约大学Adam Przeworski教授发表了题为《国家、市场与经济改革》的主题演讲。Przeworski教授先后任教于华盛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和纽约大学，是国际上政治经济学与民主研究的最权威学者之一。Przeworski教授对比了中国、波兰与苏联三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发展结果，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核心要关注一党治国模式。必须考察苏联与中国一党治国模式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才能区分出苏联失败的原因及中国成功的经验。在苏联和中国的政治模式中，存在三条权力路径，分别是政党、政府机关和技术部门。在苏联案例中，没有直接的法律法规说明三者之间具体是何种关系。苏联自始至终都未能建立一个清晰的规则体系来明确政党的位置，这是他们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中国，现在依然存在着这样的三线治理模式，而且似乎存在某种规则能使三种不同的权力路径彼此协调。Przeworski教授认为在中国转型中，技术部门与地方政府进行了许多尝试，执政党也从中受益，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改革的好处。与此同时，执政党发现其他部门的工作可以限定在可控范围之内，并没有对执政党造成冲击和损害，这反过来又提升了中国共产党改革的信念。在这样的互动中，中国的权力和利益似乎得到了较合理的分配。在他看来，中央政府允许地方上进行各种政策试验，这种试验及其导致的市场化后果，是直接导致执政党“自制”的原因。
主题演讲结束后，会议进入七个专题研讨环节。
专题一：中国的政治发展
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Walter Kickert教授主持了本专题。
首先，香港大学的阎小骏助理教授做了题为《考察中国共产党对新社会群体的吸纳：以中国农村上升中的企业主党委书记为例》的发言。他认为，研究中国的政治发展，最需要关注的是社会经济转型与中国共产党统治之间的联系。领导个人的意志固然很重要，但是改革和发展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政治格局，下层政治受到社会影响更为明显，尤其值得关注。当前中国经济阶层分化，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新兴社会阶层涌现，中国共产党必须做出合适的回应。研究表明，共产党的应对之策就是吸纳新兴企业家成为基层干部。
随后发言的是日本庆应大学的加茂具树副教授，发言主题为《与民主制度共舞：人大和政协的角色是什么》。他首先介绍了人大与政协的不同人员构成。其次，人大代表的主要责任在于沟通官民之间的联系，而政协委员所代表的是特定的社会团体，他们根据自身的技能水平以及体制权限向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加茂教授认为，人大与政协会议在沟通国家政府与民众、社会团体方面还是能够起到一些作用的。不过，当前所有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工作方式及个人主张都不能影响到一党执政这一法律和宪法根本原则。
第三个发言的是上海财经大学的耿曙副教授，题为《一个跨界利益集团的崛起：内地台商的社会环境、政治技能与动员》。台商群体一方面在大陆已经建立起了一定的行动能力，另一方面有可能影响到台湾的政治决策层，但由于商人本身的利益驱动特性，其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跨界利益集团并不容易。更重要的是，台商从未展现出集体政治诉求，缺乏政治目标，组织动员水平较低，限制了台商协会的进一步发展。受益，尽管台商群体的组织水平由于各种原因已经有所提升，但它仍然不具备跨界行动能力。
专题二：再谈民主化
本专题由Przeworski教授主持。
复旦大学国务学院的郭定平教授做了题为《英国的民主与认同危机：以苏格兰独立公投为例》的发言。他的研究主要分析认同集团的问题，考察利益集团和认同集团的关系，以及民主政治与认同集团的互动等。近三十年的数据统计显示不列颠的认同感在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三个地方都是逐渐下降的，但双重认同的现象始终存在。本次公投案之所以得以通过，是因为苏格兰民族党这一分离主义政党在苏格兰议会中占据了多数所致，但英国的民主政治目前还没有受到分离主义情绪的冲击。
随后发言的是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唐敏助理教授，主题是《有条件的民主化：经济危机何时攸关？》。在研究经济危机有助于推动民主化这一逻辑时，唐敏教授使用经济学的计算方法，将政治精英的利益、工商阶层的利益和普通民众的利益纳入国民经济学公式中，可知国家公共部门对国民经济的占有率越高，其经济捆绑度就越大，对经济的限制就越多。此时再引入民主和危机作为变量，使用马尔科夫转型模型（MCMC）进行分析计算，结论证明国家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占有率和经济危机推动政治转型的边际效益确实有关。占有率越高的政权，其面临经济危机时，转型压力就越大。这解释了民主化的经济起源。
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唐世平教授的报告是关于当前民主扩散理论存在的问题。他指出，扩散涉及到思想、行为和社会产出的变迁。在这三个测量对象中，思想最容易扩散，行为更难，最难的是社会产出。机制的扩散存在五层问题：社会思想发生变化、政治动员、有效的结构性权力推动、规则的树立、规则的一般化、稳定化与增殖等。第一层思想之转变是后续变化的起源，可能来自于简单的扩散；第二、第三层的变化来自行为体的选择，形成了一股推动作用，消解特定的、局部的限制；第四、第五层则是最终的制度规则逐渐产生并得以有效作用于社会。在思想的产生、变化与传播上是存在机理的，第二层（动员）的传播也存在机理，是可以设法去推动的。但是，在后三层上则没有一个简单的传导办法。所以，扩散在民主转型中只是提供一个思想上的引领，没有实际的权力输送，机制无法直接传播，即便复制了具体制度也一定会变形。
专题三：比较公共行政
本专题主持人为联合国大学高等研究所高级研究员Jose Antonio Puppim De Oliveira。
首先发言的是台湾政治大学的Evan M. Berman教授，题目是《作为“变革冠军”的公共管理者：对八个国家和地区行政领导层的考察》。他试图通过对中国及台湾地区、美国等八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研究，考察公共管理者的表现及他们与政治领袖之间的互动。他假设中国大陆的公共行政管理者拥有比他国更大的领导权力，而人事奖惩制度对领导个人具有很大的影响；东亚传统的“服从”文化会减弱人们对领导的认知，“车间”文化则反之。调查结果显示，各国对上级领导的感知比较相似，但中国似乎相较于美国更能感到领导压力。东亚国家“服从”意识确实更为明显，表明政治领导有效性会更强。统计数据的推论是，民主国家的决策机制比较低效，可能更依赖公共管理者的水平。
随后发言的是香港城市大学李芝兰教授，题为《战略行动与地方财政政策：干部如何完成盈余》。她试图通过对中国教育开支的案例分析来审视地方行为及央地关系等问题。央地共同承担教育经费，数据反映挪用经费问题在县级财政中很明显，不过数额占比不高，且呈逐年递减趋势。同时，教育开支总额不断提升，地方财政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依然维持高水平，对中央的依赖度一般。她认为地方政府的自私行为可被数据验证，但在更大程度上还是更适合被定义为地方根据自身情况对中央决策进行一定的变通。我们不应忽视地方政府实际存在的责任感和原则意识，在各种变量共同作用下地方的行为选择与中央决策并非一定是“零和博弈”。
最后发言的是复旦大学国务学院的郑磊讲师，主题为《跨界信息共享与整合中的领导层行为：中美比较》。研究通过一个中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调查分析表明，文化因素深深地影响了领导者各方面的行为，而传统的领导学理论无法解释这样的差异性。从动态角度分析，文化直接影响了领导者的个人特质，借此逐步渗透到领导决策的过程中去。如果要提升跨文化之间的合作共享可能性，则一国领导不仅要了解他国的文化现象，还要深入理解他国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基础。中国的领导人通常面临较小的权力限制，这样虽然会存在不少制度性问题，不过其决策往往较为高效。美国的领导人面对清晰的权力边界和权力制衡约束，这意味着其下层的主体可以获得更多自主权。
专题四：新挑战和治理的回应
本专题由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彭勃教授主持。
首先发言的是联合国大学高等研究所高级研究员Jose Antonio Puppim De Oliveira，报告主题为《全球环境治理》。可持续发展包括消除贫困、保障人权、保护环境、维护和平等一系列要素，新世纪的重大挑战在于如何贯彻这一发展理念，也就是治理问题。他认为，当前对于全球公共物品的治理缺乏有效的集体管理机制，即使是现有的国际协定事实上也只是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具体执行，因此需要一个更高级别的集体行动和更有效的治理机制来应对这些全球性的复杂问题。新兴国家由于排放量的大幅上升以及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在其中势必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国际环境治理正在经历从政府主导到公民社会、企业共同参与，从经合组织国家担负主要责任到新兴国家加入其中的历史转变。
复旦大学国务学院的刘淑华讲师在主题为《快速转变时期中国的微博、评议和治理中的变化》的报告中指出，她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中国，社会媒体对于治理的影响是什么？尤其是关注微博与争议事件的管理。她围绕南京彭宇案、如皋殷红彬案和佛山小悦悦案三起社会争议事件展开案例分析。她发现，在微博中，传统官方媒体成为联接网民和政府的最重要的桥梁；网民们的意见随着事态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政府对微博的参与度越来越大。同时，微博意见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难以认识和预测；网络语言暴力这一现象也普遍存在。她指出，政府应该学会如何与这些微博意见相处，将它们恰当地纳入决策体系之中。
来自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的Walter Kickert教授的报告主题是《欧洲与危机：欧洲国家政府如何应对2008-2011年的银行业危机、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关于解释国家如何应对危机，他归纳出经济金融类和政治行政类两种解释因子，国家应对危机的决策方式和结果取决于上述两种解释因子的共同作用。他选取了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丹麦作为比较研究的案例，发现：面对银行业危机，各国政府采取了相似的措施，从中央层面迅速决策；五国应对经济危机的决策出现分野，英国行动迅速且激进，其他国家对经济刺激措施的态度较为勉强；在财政危机问题上，债务和赤字的数额决定了措施的力度，政治决定了措施的性质和速度，在决策中英国依旧快速和激进。
专题五：变化中的东亚治理模式
本专题由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公共事务学院院长Robert Hutchings教授担任主持。
神户大学片山裕教授的《东亚中的日本：没有日本的东亚模式？》主旨是在“东亚模式”的背景下重温塞缪尔•亨廷顿的“差距理论”。他认为，“东亚模式”在经济理论层面就是市场经济与适当的政府干预的结合，具体表现就是所谓的“产业政策”，在实际效果上使东亚国家在持续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没有拉大。政治领袖对“东亚模式”依旧情有独钟，因为经济发展是维系政治秩序的最实用途径。2008年金融危机后重新评估“产业政策”，他认为其从短期上可以降低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破坏性影响，从长期上可以鼓励竞争性的创新性产业。从政治角度考察“东亚模式”时，他指出了东亚模式存在三条分水岭：即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人口结构。
第二个发言的是美国西东大学汪铮副教授，他的报告主题为《中国的崛起和转变：用新路径理解崭新的中国》。他认为，过去政府将若干重要问题分开处理，以便集中精力于优先问题，而不是寻求平衡所有问题。但是，由于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这些个别问题本身的变化，政府正面临如何平衡这些问题的重大挑战。问题的背离源于“1989年的选择”。从那年开始，中国的经济改革朝向右，政治改革则 走向左。在社会层面上，政府则努力将其分为政治生活和大众生活区别对待。他又对当下国际学术界的中国研究进行了批评：第一，缺乏整体性；第二，依赖西方思维分析中国；第三，没能与时俱进。
第三位登台的是韩国庆熙大学的Yukyung Yeo助理教授，其报告主题是《反思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她通过大量针对国企的数据分析，认为通过国有企业介入市场的国家权力并不强大，甚至会受到其他行为体的制约。关于中国分层的工业体系，她指出，仅仅关注国有企业在中国顶层产业（石油、电力等）的主导地位是片面的。在诸如汽车、钢铁等中层战略制造业，国家的力量就较为有限，是各种行为体参与的以消费者偏好为优先考虑的市场导向型竞争。谈到灰色经济，她以小产权房为案例，指出灰色经济的普遍存在是正统的以国家机构为中心的解释的又一缺陷。最后她提出，考察这种发散体系所形成的中国式的政治经济复合体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案例分析。（“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外来词描述中国是不准确的，请读者注意辨别。——校者注）
来自伊斯兰堡真纳大学的初级研究员Sardar Sajjad Ahmed带来了题为《平民化对领导层、政党、公民社会和国家制度的影响：巴基斯坦的民主化时期（2008-2013）》的报告。其核心观点是建设正确军政关系的失败导致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很多争取民主国家的政治不稳定。他指出，后军人政权国家是一个持续依赖于前政权的人员、政策和制度的弱势国家，持续的军人统治导致政治文化的变形。这种情况对于政治制度的影响包括：社会的角色被边缘化、司法部门是唯一摆脱前政权影响的机构、政治人物不允许官僚机构的发展、在民主化时期军方决定克制对于政治的积极参与。
专题六：变化中的国际政治
本专题主持人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苏长和教授。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Robert Hutchings教授的报告主题是《1989年革命期间及之后美国对东欧的官方援助》。他指出，1989年迅速而又巨大的变化使那些转型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方面都陷入了危机：共产党的瞬间垮台使政治体制羸弱不堪，计划经济崩溃的同时市场经济尚未建立，公民社会也虚弱无力。他认为，国家的政治转型往往比较容易，但经济转型的难度较大，而社会转型的难度更大，缓慢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会危及政治转型。对此，西方国家将援助东欧作为最重要的议程，建立“24国集团”来组织协调援助行动，而援助计划背后的基本判断是，这些东欧国家不是欠发达国家，而是“发展失败国家”。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庄嘉颖助理教授在题为《买入与支出：对权力转移的地区性聚合反应与亚太地区中美的安全困境》的报告中指出，大国主导建立的秩序和机制不能缺少非主导国的参与，而亚太地区的这些国家正处于被抛弃和被诱骗的担忧中，它们行动的聚合效应是不容忽视的。在权力转移时期，非主导国家会困扰于是否继续保持对既有大国的忠诚以及新兴大国是否有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这种困扰会从两个方面影响主导国家的判断：一是非主导国家行为的聚合效应，二是加重安全担忧。根据这一逻辑，庄教授认为，2001-2008年东盟国家接近中国引发了美国被排挤的担忧，从而开启“再平衡”；到了2009-2012年东盟对美国的响应又增强了中国被遏制的担忧，从而使其更加专注于地区利益。
复旦大学国务学院的吴澄秋副教授做了题为《民族主义、民主化及其对后危机时代中美关系的影响》的报告。他提出，民族主义话语体系建构了“自己”和“他人”，而“他人”又包括“威胁”和“典范”。相应地，就有了两种民族主义话语体系：防御型民族主义和追赶型民族主义。防御型民族主义越强大，不利于民主化；同时，如果所谓的威胁国家实行专制，那么会对自身的民主化产生积极影响。反之亦然。在追赶型民族主义下，如果典范国家实行专制，就会对民主化产生消极影响；反之亦然。他还认为，领导人的考虑是另一个重要的自变量，一方面他们力图顺应受民族主义影响的公众意见以获取公众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们也力图获得国际上的支持。
专题七：国内激进主义与国家的应对
本专题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郭定平教授主持。
上海交通大学的陈慧荣讲师在题为《考察国家的应对：中国的信访制度如何助长抗议的策略性升级》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上访现象往往会经历一个所谓的“策略性升级”：从第一次出现，到重复发生，最终上升为非正常上访。他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非正常上访可以从外在的权力格局和内在的组织动力两个角度去考察。从外部视角看，信访体系正转变为一个主要应对非正常上访和保持社会稳定的机构，正常的申诉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而且因为缺乏权力，难以有效协调其他部门。从内部视角看，对上访者分级、有缺陷的处理措施、责任制的缺失以及领导偶尔的干预，都破坏了信访部门回应上访者的效力，侵蚀了处理措施的制度可靠性，也为有经验的上访者的升级策略提供了政治空间。
复旦大学国务学院的刘春荣副教授的报告主题是《中国城市中的混合网络和社区动员》。他认为，如果超越简单的二分法对社区网络进行立体观察，就会发现居委会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二重嵌入体”的角色：既是国家的“神经末梢”，又是社区道义上的代表，跨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也就是说，社区形成了一个围绕居委会的混合网络结构。当这些网络形成一致时，混合网络结构就会增强居委会这一体制的积极参与者，并且增强社区与国家政策实施的同步性。但是，他通过案例分析发现，混合网络结构也会对社区动员抵制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与政府和社区均太过紧密的联系会使居委会陷入组织困境中，这种混合网络使居委会更像一个压力集团而非控制机构。
另外，上海财经大学的汪庆华助理教授还做了题为《1999年6月中国激进扩张高等教育的决定》的报告，他对1999年6月扩张高等教育的决定进行了案例分析。
（CCPDS 奚溢、姚远 供稿；国务 审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