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宇博士的研究问题源于这样一个观察：中国和印度是新兴经济体中发展最快的两个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国都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中别具一格。同时，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FDI）也呈现了大致相似的轨迹，从20世纪90年代后都有持续而快速的增长。然而，两国的经济结构却差异巨大：中国是一典型的制造业主导的经济，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甚高；印度则是服务业主导的经济，服务业的比重远高于制造业。这种经济差异反映在FDI结构上表现为：中国大量吸引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外包产业，印度则主要吸引了国际服务业，特别是IT和金融产业的国际投资。然而，根据国际经济的基本理论，对于那些劳动力密集但资本稀缺、土地稀缺的经济体而言，在对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会自然地由于劳动力密集带来的相对优势而走向制造业优先发展模式。那么现在的问题在于：何以印度和中国，这两个有着高度相似的资源禀赋，即人力资源高度富足的经济体，会呈现两种非常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和FDI模式呢？

        学术界已有的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有如下几种：（1）经济解释：认为印度缺乏制造业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2)文化解释：印度是英语国家，具有发展国际服务业的天然优势。（3）地理解释：印度在时区上与美国互补，适合发展与美国对接的服务业。（4）政治制度解释：印度是民主国家，其体制利于本土化的服务业发展。

        不同于这些已有的解释，郑宇博士采取了一种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其关注的重点在于：两国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是如何形塑其经济发展模式的？郑宇博士的基本解释是：劳动力的流动性影响着两国的比较优势。中国劳动力的高度流动增强了其在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中的比较优势，而印度劳动力的低流动则弱化了它的比较优势。劳动力的流动性又受国内制度的影响。这包括两方面，一是用工制度影响着劳动力的职业间流动，另一是土地制度影响着劳动力的空间流动。具体而言，各级政府为了鼓励投资，制订了许多偏袒投资方的用工管理制度。加之工会等组织又不被政府授予自主活动的权利，因此工人对于资方的商讨能力严重不足。与之不同，印度则实行偏向劳方的用工制度，工会力量十分强大，工人集体商讨能力不容小觑。在土地制度方面，中国政府对土地具有垄断所有权，工程拆迁也具有强大效率，补偿和安置费用较低。而印度的土地是私人所有的，拆迁和安置必须提供高额的补偿，大规模的土地征用不仅成本高昂同时容易激起政治反对，不易实行。正是这些制度上的因素共同作用最后导致了中印两国走上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演讲最后，郑宇博士认为，制度是经济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因素。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对不同制度环境的调整和适应。中印两国就是这方面极好的案例。至于中印两种经济发展模式何者更能可持续，郑宇博士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很难做出判断。因为目前两国都还处在快速增长阶段，尚未陷入中等收入的困境。当然，郑宇博士也指出，对于中印两国而言，试图成功转向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模式不仅需要牢固的政治基础，同时也需要适应性的制度减少经济结构中过分僵化的因素。

        在演讲结束后，在坐的老师和同学就本研究的数据来源、研究方法以及中国经济转型等问题与郑宇博士进行了深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