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4日星期五上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第34期（总第52期）主题演讲在文科楼615会议室举行。康涅狄格大学客座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客座研究员郑宇博士做了题为“一党体制下的制度环境与收入分配：中越模式比较”的演讲。讲座由黄河博士主持。

        黄河博士表示，中越之间的比较研究，应该是比较研究领域的重要一环，但是由于历来国内学界对越南的重视程度不够，以及一些政治敏感度方面的原因，相关的研究迟迟未能取得进展。有关一党体制的问题，西方人常对之存有偏见，但实际上一党的政制也存在许多特异性，值得我们在比较中探究，希望郑宇博士给我们一些有价值的答案。
郑宇博士首先介绍了选题初衷。郑博士认为，中国和越南在发展程度上有差距，就基尼系数而言，越南较中国更为缓和，这本身是个正常现象。但是从几年来的数据看，越南基尼系数的涨幅也比中国慢，这点完全违背了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可以说是“逆天”的基尼系数增长曲线，必须得到合理的解释。
        分析现有的研究可以发现，在西方传统的比较研究当中，中国和越南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发展模式、文化基础、价值观念等诸多领域，几乎都被归为同类。如果真是如此，则完全相似的两个国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基尼系数特征出现呢？郑博士认为一定存在被忽视的环节，而他找到的问题答案就是“国家转移支付”。

        转移支付是国家调控收入分配的重要政策，即通过向发达地区征收专门款项的方式补助较困难地区的经济情况。数据显示，用于这种平衡性支付的款项占中央财政的比例上越南明显高于中国（5.7%对1.7%），除此之外，其它有关扶持落后地区的项目拨款上，越南的力度都更大。
        那么，这种财政政策的效果如何呢？郑博士认为转移支付总体上是有效的，这可以被数据分析所证明。通过比较在有无政策支持的情况下贫困地区的收入与消费变化，可以从统计图上明显的感知到转移支付使越南贫困人口的消费得到了许多改善。中国的数据也佐证了这一点，只是总量上中国做的肯定还不够。
        为什么越南可以有更多的财政转移？郑博士认为这类决策必须从政治制度上找原因，而在政治制度中主要考察的是三方面：代表群体、制衡和参与度。在中国，最高决策机构实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而在越南，实际是由越共中央委员会负责，简单比较人数就可以发现，越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数目多很多，则其背后代表的利益相关方可能也会更多，故而其决策层的代表群体更广泛。主要领导职位上，中国由党的总书记兼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而越南则分别由三人担任党主席、国家主席和总理，分管政党、军队和政府工作，可以认为越南的权力制衡要不同于中国。而在选举环节上，越南的选举差额率（尤其是高层选举的差额率）发展很快，已远远高于中国，同时允许自我推荐参选，且实现了中央委员的全国代表直选，越南的政治参与度取得了很大提升。

        最后郑宇博士表示，不得不说的是，越南形成当前的政制格局与一些历史上的偶然因素脱不开干系，但是根据上述的研究分析，确实是这样的政制格局使得越南在经济发展上表现出了比中国更为不同的征兆。对于研究存在的问题，郑博士坦言数据有局限性，比如中国的财政数据只统计了中央的部分，有许多可能有关的复杂指标还欠缺研究。作为制度逻辑下的解释，也不能排除其它领域可能具有解释力更强的逻辑，当前的研究只是确保自身的逻辑是能够说通的。

(CCPDS 姚远 供稿；国务 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