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下午，由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公共行政系和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院庆90周年•公共管理学术周”第十二讲在美研中心104举行。来自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Richard Zeckhauser教授做了题为“个体与集体的问题决策”的主题演讲。Zeckhauser教授此次讲座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促使每个人积极参与决策；第二，认识个人立场中的若干问题。Zeckhauser教授首先对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两位教授关于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和前景理论等研究作了综述，并对Thomas Schelling的冲突-互动决策战略也做了分析。

        Zeckhauser教授接下来从一个实验开始，即由学生猜测教授在此次讲座中会获得多少人民币，从0到大于或等于25000之间分为9个档次，每个学生对此选择。从这个问题上，Zeckhauser教授引申出理性分析的概念，在理性分析中，可能性是十分关键的，以及主观概率和贝叶斯分析，也就是说这个选择是建立在可能性与支付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想象或者不确定性基础之上。关于主观可能性，Zeckhauser教授引用了John Maynard Keynes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概念，认为可能性即“命题中信念的主观性程度”；而关于如何分配主观可能性的话题，应该更关注分配本身，而不仅仅是价值，以及评估及做到知己知彼。
        Zeckhauser教授最为主要的演讲重点是群体决策过程，大部分组织中的重要决策基本上都是由集体作出的，也就是说决策往往是在群体共识的基础之上，但是群体决策实际上会放大个人决策的弊端。所以关于群体决策的问题，我们不禁要问为了发挥集体智慧的优点并避免其中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什么？在群体决策的行为方面，群体决策夸大了行为倾向，比如候选人获胜的依据、一笔交易的合理性等等，盲从的可能性往往会压制异见，比如说去猜一个会场在坐者的主要色调，或者金融部门采取一些他们自己也不懂的调控手段，都可能会存在盲从或压制的情况。

        但是就人群而言，还是有着明显的优点的，个体都是有着大量的知识，如果我们可以有效运用这些知识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做出科学的决策，同时人群决策的集中趋势，以及群体对决策的动员与组织都是人群的优势所在。但是弊端也不容忽视，比如一些意见的聚集方法实际上漏掉了很多信息，信息的行动转化成本可能非常高昂，比如公民的反叛与阿拉伯之春等，最后信息的聚集容易和个体动机相混淆。但就未开化群体而言，他们可能也会反映需要获得的信息，但是出于一些原因可能并不会表达这样的意见，比如政治正确、为了确保忠诚和一致性等等。但是未开化群体却可以个体理性但集体非理性，压制信息的披露，随意地摆弄内部群体以保证内部的平衡，这会让准确识别群体中的个体偏好变得十分困难。
        最后，Zeckhauser教授对其他信息摄取过程中的过滤问题，第一个是可获得性偏差，比如说南方航空丢掉了一个人的行李，而这个人发誓再也不坐南航，并持续了一年，但是信任你的朋友实际上却很少受到影响；第二个是隐蔽议程问题，比如在你所处的实际情况中，其他人不断向你提供信息试图影响你的未来选择，但是实际上你会更加相信自己的信息而不是其他人的。那么对于这样的问题应该得出何种结论呢？
        研究发现，实际上个体会更容易成为在决策时长期而重要的行为倾向的牺牲品，当可能性或者一些负面效应卷入的时候，这些倾向的影响会更加显著，但是摆脱行为倾向影响的群体过程却又不利于对有效信息的吸纳。所以群体决策往往会混杂一些行为倾向的影响，也正因此，群体决策实际上是把双刃剑。

（CCPDS 王军洋 供稿；国务 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