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1日，由复旦大学公共行政学系与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院庆90周年•公共管理学术周”主题演讲第1场，在文科楼615举行。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是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Walter Kickert先生，主题是“欧洲与危机：欧洲政府怎样回应2008-2011年的银行危机、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国务学院白沙天副教授主持了演讲会，部分研究生和本科生参与了讲座。

        白沙天副教授简要介绍了Walter Kickert教授的履历和成就。Kickert教授的主要研究兴趣是国际公共管理和改革的比较研究，在此领域颇有建树。长期以来，Kickert教授也致力于将荷兰的行政科学国际化，努力促进西欧公共行政学者的国际合作。
        Kickert教授首先指出，他的研究是一项跨国比较研究。研究的问题是：欧洲不同类型的大国和小国，是怎样应对2008年的银行危机、2009年的经济危机以及2010-11年的财政危机的？如何看待各国应对策略的异与同？从这样的比较中，各国的经济管理者们又能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在Kickert教授看来，这次经济危机无疑是近二十多年来西欧国家面对的最大挑战，而2010至今的欧元危机影响可能甚于经济危机。因此，对这一系列危机的考察意义重大。

        Kickert教授认为，大体上有如下两类因素可以解释各国面对危机的不同反应：一是金融-经济的因素，另一是政治行政的因素。金融-经济的因素包括先前的金融危机、金融部门的规模、先前的经济境况和国家财力、财政赤字的状况等。政治行政的因素包括一国的政党体制、政治意识形态、政府的规模、经济专家在行政体系中的地位以及预算的程序与纪律等。
        Kickert教授的研究根据以上两方面因素有选择性地选取了五个国家：英国和德国两个大国，荷兰、比利时和丹麦三个小国。通过研究发现，作为一党组阁的政府，英国首相在应对危机时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金融危机期间，英国创立了“全国经济委员会”，具有某种战时内阁的特质。总体上看，英国的危机应对快速、有效且全面。德国的情况是一个多党联合组阁的政府，首相的作用相对有限。更为重要的是，联邦制的架构也减缓了公共决策的效率。然而由于对亚洲，特别是中国出口贸易的扩大，德国经济不至太差。即将到来的改选有可能将经济问题进一步政治化。荷兰在危机中显示了较为快速和集中的应对效率，议会对经济议案的通过并未创造太多掣肘。但相较英国，荷兰的应对措施渐进而缓慢，特别强调朝野共识的重要。比利时是一个多党组阁的政府，联邦体制又进一步减缓了行政决策的效率。多数应对策略是在非正式的政府网络中达成的。由于政府更替非常频繁，面对危机，比利时始终未能拿出及时、有效的应对方案。丹麦长期是一个自由保守的少数政府执政。在金融危机期间，丹麦政府大力改革失业和养老金制度，并出台了一系列激进的应对措施。在某种意义上，这或许也和丹麦之前经历过银行和财政危机有关。

        通过比较，Kickert教授发现以下几点教训：在应对银行危机时，所有的政府都采取了类似的行为，无论政府的左右色彩和政治倾向。各国也都试图出台迅速和有力的应对政策，但效果却不尽相同。在应对经济危机时，各国采用的政策就大不相同了。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十分明显。英国较为激进，其它各国都相对审慎。在财政危机方面，各国差别也很大。英国较为迅速，其它多党执政的国家政策较缓慢。当然，在解释各国差异时，先前的历史经历和传统是不容忽视的。那些有过金融或经济危机经历的国家，一般也能更为迅速地应对危机。

        在讲座最后，Kickert教授提出了几个问题与在场的老师同学一同讨论。这些问题是：欧元危机的持续是否会影响欧洲各国政府的政策？各国能否借鉴先前危机的经验更好地应对欧元危机？危机对政府行政体制是否有重大影响？在场的各位老师和同学积极参与了讨论。

(CCPDS 卓如安石 供稿；国务 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