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4日下午,由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公共行政系与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院庆90周年·公共管理学术周”主题演讲第10场在文科楼622会议室举行。Fredrica Kramer博士做了题为“Looking for More Players to Expand the Social Safety Net: Lessons from Recent US Attempts to Engage New Community and Faith-Based Providers”的主题演讲。演讲由学院副院长敬乂嘉教授主持。

Kramer博士在马里兰大学讲授美国政府治理,同时也关注中国政府的最新进展,可以说在许多领域是中美两方面的专家。Kramer博士表示,中美之间有许多共通之处。由于两国在国家体积上十分接近,大部分问题都同时存在于两国之内,相互之间有众多可借鉴之处。随着社会发展日趋多样化,中美的政府治理都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在服务领域,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是一个不断翻新的课题,需要人们持续的关注。

Kramer博士重点论述的是美国在处理社会服务私有化问题上的经验,自克林顿政府开始,社会服务私有化现象加速发生,大量原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转而由一些民间组织提供,对美国社会造成了许多影响。在小布什和奥巴马的任期中,类似的政策得到一并贯彻,甚至给予更多便利,总体来看获得了很多积极成果。通过私有化转移,政府得以节约成本、压缩开支,而相对的,社会就业率得到提升,各种类型的组织都实现了不少产出。不过Kramer博士也指出,相关的数据研究还是欠缺的,具体的效果尚未经过详细的量化评估,只是大部分人都能直观感受到私有化服务的积极一面。
美国政府的政策放开过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核心是促使宗教慈善机构加入到社会服务的程序中来,故而其政策实施过程都围绕淡化宗教的目的展开。由于宗教组织传统上在西方社会内部存在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一旦它们从事福利与慈善类型的活动,其效果通常十分有保证。不过美国政府还是很警觉于极端宗教化的行为,极力避免宗教化回潮。
在经济危机来临之时,民间组织的服务能力得到了显著体现,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发生大型灾害或医疗救助问题上,民间组织也有许多技术性和灵活性方面的优势。在实践当中,相较于传统组织,这些服务性组织的最大特点就是渗透性极强,不仅为民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更重要的是总能在政府力量力所不及的地方起作用。
根据最新几年的实践经验分析,这种私有化的社会服务方式已经形成了一些固定模式,服务主体、服务人群、服务效果等特征变化不大,在一些特定的领域略有新进展。只是这些组织不常公开各种活动信息,因而量化研究还是很难取得突破。但从直观上分析,大型组织的行为比较容易获得保障,而小型组织的社会服务依然较难从政府方面取得足够支助,政府在这类问题评估中还是比较谨慎的。虽然相关政策已经有了十余年的实践,但是实施主体仍不断通过案例分析总结经验,促进权责更为分明。至今为止,美国各地都还在探索构造一个系统的社会服务合作关系,主要涉及的考察指标是活动界限、行为体能力和地位的确认。
在Kramer博士论述完毕后,敬乂嘉教授表示,中国政府也已经就吸引民间力量承担部分服务责任同时维护社会稳定开展了实践,当然还需要时间和努力来判断其效果。


Kramer博士还带来了美国三个城市的社会服务案例,并解释了许多具体行为的作用,对于政策实施落实的各个环节以及一些要素在中美之间的可比性等问题上,Kramer博士与在座学生进行了有价值的讨论并交换了意见。
(CCPDS 姚远供稿;国务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