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下午，美国康奈尔大学彼得•卡赞斯坦教授在文科楼615会议室与我院师生进行了题为“Two Tales of Imperial Power: Mongols on Land and Anglo-America on Water”的学术交流座谈会。

        座谈会伊始，潘忠歧教授首先对卡赞斯坦教授此次来我校参加一系列学术活动表示感谢。承接上午关于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对话的讲座，下午的座谈会围绕地理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效果展开。卡赞斯坦教授首先介绍了促使他从事蒙古与欧美这两种帝权之间的比较研究的原因。他认为，蒙古的崛起虽然意味着对周边国家的侵略，但我们不能只站在被侵略国的视角去看待这个文明。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文明在历史上的价值，而这种在陆地上的帝国权力现在也拓展到了海洋，比如以美国为轴心的帝权体系。然而最近，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对权力的认识可能有所偏差，有人呼吁重拾过去那种相对简单的地缘政治的分析范式。比如在二战后，乔治•凯南正是抓住了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极具战略意义的地区，从而在冷战初期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卡赞斯坦教授表示，自己写作这篇论文的目的，不仅是要强调地理因素在分析当今国际问题时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甚至是决定性的，但同时，地理因素也与其他因素相联系，并不能据此直接得出对某个问题的解释，因此他也反对套用过去的范式，使我们对于权力的分析过于简单化。 
        在之前的两部著作中，卡赞斯坦教授分别就文明和地理因素展开了阐述，而现在他希望用一篇论文把二者在“地理认同”这个框架下整合起来。他比较了普京和戈尔巴乔夫的不同之处，认为后者并没有像前者那样向西方看齐，而是借助自己身处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地理优势，向蒙古看齐，这一点非常值得研究，它是通过地理因素重新回答了一个基础性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如何看待自身？为此，他选择了蒙古和欧美这两个陆上和海上的极端案例进行比较，它们都在其崛起的过程中占据了庞大的领土空间，如果地理因素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它必然会在这两个典型的事例中体现出来。但这两者有一个明显的不同，蒙古帝国的制度并非源于其自身，而欧美在扩张的过程中，其制度与文明却是社会内生的，这正是后者能持续更长时间的原因。 
        在结束了对自己论文的阐述后，卡赞斯坦教授和我院师生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潘忠岐教授提到了中国长久以来对海洋的忽视，强调了中国作为陆地国家的属性。卡赞斯坦教授对此表示赞同，但同时也提到，在海外的华人的存在其实是十分有趣的一个现象，他们实际上推动了新中国的早期发展。但这些华人并没有被纳入到中国对自我的认知中。这些华人的存在与中国将自己定位为陆地国家之间，是有一定的缺口的，而对这个缺口的形成的研究，将会是很有趣的方向。同时，卡赞斯坦教授还对目前将地缘政治理论和现实主义混淆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指出认为国家有无边界其实是区分二者的重要指标。

        之后唐世平教授提出了一个普遍的疑惑，即为什么地缘政治能够在如此长的时期里，保持这么强的活力？卡赞斯坦教授认为，这个问题是和当下现实有关的，比如恐怖主义的威胁等。所以权力的观念现在不可能消失，将地理作为重要的因素因此也是毋庸置疑的。 
        陈志敏教授随后提问到，这篇文章的观点和中国案例是否能有一些相关性？并且对卡赞斯坦教授的海外华人的观点进行了评价。卡赞斯坦教授做出回应，他认为中国可以从军事学、跨国网络等方面学到很多，并进行政治经济方面的建构主义尝试。同时他还从历史、双重国籍的可能性等方面对华人身份的问题进行了说明。 
        除了三位教授以外，在场学生也与卡赞斯坦教授探讨了很多问题，例如距离在地理因素中的作用、地理的不同层次涵义、网络空间对当下政治的影响以及比较研究方法要注意的地方等。另外，对于时下热议的中国崛起的问题，卡赞斯坦教授最后也进行了评论，强调要看到当下不同于过往历史的地方，才能保证研究的正确性。

（CCPDS张晶、沈大伟 供稿 国务 审校）